

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民主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控制权,新一届国会将在2027年1月就职。于是有人开始想象:国会换了多数党,2028年再把特朗普换掉,美国是不是就能重新回到过去?
崔天凯曾指出,美国积累多年的问题,不是换一位总统就能解决的。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华盛顿也不该把自身难题推到中国身上。
这番话放到今天看,确实点到了关键:美国的问题远比特朗普复杂,特朗普只是把它们集中摆到了台面上。
中美贸易争端就是一面镜子。
2018年7月6日,美国对约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当天采取反制措施。一个多月后,双方又围绕约160亿美元商品互相加税。
2018年9月,美国把征税范围扩大到约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起初税率为10%,2019年又提高到25%。这场较量没有演变成军事冲突,却深刻改变了全球贸易。

两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互相抬高商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成本,承受压力的自然不只是出口企业,还有使用进口零部件的工厂、普通消费者以及遭遇反制的农业生产者。2019年下半年,双方开始释放缓和信号。
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协议于2月14日生效。中方承诺在两年内,以2017年为基准增加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但美国没有因此全面取消加征关税。
关税一旦落地,就很难完整撤回。到2026年,美国仍保留大量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实施的对华关税,不同产品的附加税率从7.5%到100%不等。
特朗普第一任期建立的关税框架,拜登政府没有推倒,反而上调了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等战略产品的税率。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又继续把关税当作谈判和产业政策工具。
2026年11月,美国把178项对华301关税排除措施延长至2027年1月9日。中方则从2026年11月10日起,继续暂停实施24%的对美加征关税税率两个月,同时保留10%的税率。

双方仍在谈,也在给企业留下缓冲空间,但关税的主体结构并没有消失。这说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经超出某一位总统的个人偏好,变成了跨党派都不愿轻易放弃的政策资产。
总统可以改变说法、节奏和谈判方式,却很难把已经形成的利益链条连根拔起。更值得注意的是,关税没有让全球供应链简单回到美国,而是推动了贸易转移。
贸易争端开始前,中国供应了美国约五分之一的商品进口。疫情期间,个人防护用品、居家办公设备和电子产品需求大增,美国自中国进口一度重新接近加税前水平。
口罩所属的纺织品类别进口快速增长,说明现实需求往往比政治口号更有力量。一部手机、一台平板电脑或者一件智能设备,很少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
芯片可能来自一个地方,屏幕来自另一个地方,电池、摄像头和结构件又分布在不同经济体,最后才进入组装厂。美国提高中国商品的进口成本,并不意味着美国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会凭空消失。

订单于是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韩国以及台湾地区,都在不同阶段承接了部分产能和出口。
变化的往往只是最终装配地和报关路径,供应链中的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和资本联系仍然十分复杂。2026年9月,美国自墨西哥进口商品约622亿美元,自中国进口约315亿美元,自越南进口约287亿美元,自台湾地区进口约284亿美元。
前九个月,美国自中国进口约2150亿美元,自越南进口约2048亿美元,自台湾地区进口约2153亿美元。这些数字已经把贸易转移写得很清楚。
美国市场没有因为加征关税而减少对海外制造的依赖,而是把原来相对集中的进口,重新分散到更多经济体。双边统计上的对华依赖下降了,整个生产网络对亚洲制造的依赖却未必同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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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其中最典型的承接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越南就开始为耐克、阿迪达斯等品牌生产鞋类和运动服装,后来又成为三星手机的重要制造基地。
它靠近中国,拥有制造业基础,也能够接入东亚成熟的零部件网络。贸易争端给了越南更大机会。
手机、电脑、家具、服装和鞋类订单相继转移,外资随之进入。2026年第一季度,越南新登记外资达到约152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制造业占新增资本的61%。
不过,越南的收益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岗位全部搬到了越南。相当一部分投资本身来自跨国企业,许多工厂仍需要从中国、韩国等地采购机器和中间产品。
美国进口标签发生了变化,背后的产业链并没有彻底切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贸易争端很难产生真正的赢家。

越南可以获得订单和投资,墨西哥可以依靠区位优势扩大对美出口,马来西亚和韩国可以承接电子产业需求,但这些经济体同样依赖全球市场。一旦贸易摩擦拖累总需求,前期得到的好处也会被削弱。
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量预计增长3.9%,人工智能相关投资成为重要支撑。仅在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商品贡献了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的47%。
这再次证明,贸易增长越来越依赖跨国供应链,而不是关起门来完成全部生产。美国真正难处理的,是贸易收益和代价在国内分布得极不均衡。
优配网入口对2000年至2019年美国地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受中国商品竞争冲击较大的地区,制造业就业、整体就业率和人均收入受到的压力一直延续到2019年。进口竞争每加深一层,损失不会自动被其他行业和其他州的新岗位填平。

但2018年至2019年的关税也没有让受保护地区明显增加就业。进口保护带来的好处,被零部件涨价、生产成本上升和贸易伙伴反制部分抵消,一些农业和出口行业反而承受了额外压力。

奇怪之处在于,岗位没有明显回来,关税却能赢得政治支持。获得较多进口保护的工业地区,更倾向于支持特朗普和共和党。
对长期感到被忽视的选民来说,关税至少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白宫愿意替他们出手。这就是关税最强的政治生命力。
它能迅速制造行动感,却不能替代产业投资、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改革。宣布加税只需要一份文件,重建一个工业地区却可能需要十年。
民主党赢得2026年中期选举,也不等于这个逻辑会随之消失。新国会可以调查特朗普政府,可以限制部分政策,却同样要面对制造业、就业、生活成本和供应链安全等压力。

谁主张全面撤掉关税,谁就必须解释由此可能承受损失的行业怎么办。所以,把特朗普换掉,能够改变美国政治的风格,却未必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轨道。
只要华盛顿仍然习惯把内部治理难题包装成外部竞争,只要关税仍能带来选票而结构改革难以迅速见效,下一个总统仍可能继续使用同一套工具。中美关系当然存在竞争,但竞争不能吞掉所有合作空间。
2024年5月,两国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2026年9月,双方经贸团队在纽约磋商期间又就人工智能问题举行对话。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测试和重大漏洞通报,并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

两国可以在不交出技术秘密的前提下讨论测试标准和应急机制。关税可以挡住一批商品,却挡不住算法风险沿着全球网络扩散。
崔天凯的判断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它没有把美国简单描述成正在失去一切。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科技、资本和创新能力,也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
真正的障碍,是美国政治越来越习惯用外部对手解释内部失衡。特朗普不是所有问题的起点,换掉特朗普也不会让那些问题自动结束。
美国若不处理产业空心化、地区差距、利益分配和政治极化实盘配资行业动态资讯,再换多少人入主白宫,也只是换一种方式继续面对同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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